朱子彦|晋武帝立嗣问题辨析

作者简介​

朱子彦，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摘 要

晋武帝明知惠帝“不慧”,还要立他为嗣。这是因为一旦废长立幼，武帝当年和司马攸争夺储位并最终获胜就缺乏正当性，而且也失去强迫司马攸离京之藩的理论依据。为了弥补太子智力上的不足，所以择选太子妃就成了泰始年间的一件大事。围绕选太子妃西晋朝廷展开了激烈的党争。晋惠帝所行之事，以及语言、思维都十分正常，并无异于常人的智障行为，更不是一个智力有严重缺陷的白痴。但让他当一国之君，治理庞大的帝国就完全不合格了。晋武帝之所以不废太子，还因为他对皇孙司马遹寄予厚望，认为他能成为一代明君。

关键词

 晋武帝立嗣；立嫡以长；选太子妃

西晋的灭亡虽然有诸多原因，但宋人叶适认为最为关键的原因有四点。叶氏云：

晋武帝时大议论有四：惠帝定嗣，一也；贾后为冢妇，二也；贾充、荀勖进退，三也；齐王攸去留，四也；晋之治乱存亡虽在此四者，然不过一本。昔周子有兄而无慧，不能辨菽麦，故不可立。武帝二十五子，惠之无慧，帝自知之，而终不决者，恃愍怀尔；又明见充女不可，然竟纳为妇，以成愍怀之酷，实勖辈弥缝其间；末年恐攸挟众望夺嫡，又为逐去，以速其死。帝本于一事不了，故四事无不然，遂至举天下而弃之。然则尧舜之所以不与其子者，岂以为圣，殆亦审虑定计当然耶。

叶适所述四点皆为中肯之论，但归根到底，是以晋武帝的立嗣问题为核心，即其所强调的“一本”。晋武帝时朝廷内党争不断，此伏彼起。西晋前期，晋武帝立嗣一直是牵动朝野的大事，以致党争的焦点便集中到惠帝废立一事上，叶适所论清楚地揭橥了其中的因果关系。可以说，晋武帝明知惠帝不慧而执意要立他为嗣，是导致在他去世后政局失控的直接根源，对于这一问题的认识，可谓古今一辞，并无异议。但是，问题恰恰在于，为何晋武帝明知惠帝“不慧”，还要立他为嗣而不改易呢？下面我们将对这一关键问题展开具体分析：

一、“立嫡以长不以贤”

据《晋书·武元杨皇后》记载，武帝之所以不废司马衷太子之位，是因为他听信了皇后杨芷之言。《尚书·牧誓》中有“牝鸡无晨。牝鸡之晨，唯家之索。今商王受，惟妇人言是用”的记载，讲的是周武王伐殷时声讨商纣王“惟妇人言是用”的罪行，而武帝似乎也是犯了与纣王相似的错误，即“惟杨后言是用”。其实所谓武帝听武元皇后之言，才立司马衷为储君，仅是一个方面的原因，武帝立储问题的复杂性远远超出《晋书·武元杨皇后传》的记载。泰始三年(267)正月，武帝立司马衷为太子。此时距武帝亡魏成晋、登基称帝不过只有一年多，其本人也不过只有三十二岁，正是春秋鼎盛之龄，接班人的问题尚未凸现。况且此时距其父司马昭去世仅二十七个月，三年之丧尚未结束。故武帝在此时立太子，似乎与司马家族一贯倡导以礼孝治天下的宗旨不符。以情理推测，此时立储其中恐有隐情。

武帝迫不及待地立储与其本人几经反复才成为世子的经历很有关系。武帝虽然是司马昭的嫡长子，但他世子的地位却长期悬而不定，久拖不决。其弟司马攸虽非嫡长，但其幼年就过继给伯父司马师。司马师是司马懿的嫡长子，他废魏帝曹芳，平定淮南毌丘俭之乱，为司马代魏奠定了基础，既是亡魏成晋的关键人物，又是司马家族无可争议的继承人。司马攸一旦成为司马师的嫡嗣，也就拥有了司马氏家族合法继承人的地位与身份，而且“才望出武帝之右，宣帝每器之。”祖父司马懿器重他，父亲司马昭对他也特别宠爱，每次见到司马攸，司马昭都抚摸着自己的椅子说：“此桃符座也。”桃符是司马攸的小名，此话之意是自己日后将把大位传给司马攸。史载司马攸“几为太子者数也。”

司马炎对其父欲立司马攸为嗣十分忧虑，“初，文帝未定嗣，而属意舞阳侯攸。武帝惧不得立。”舞阳侯曾经是宣帝司马懿的爵位，司马攸成年后也封舞阳侯，这就有意无意地向世人表明他将成为司马家族的继承人。武帝对自己的处境当然十分清楚，为了争夺世子之位，他不惜降尊纡贵，亲自前往司马昭心腹何曾、裴秀家中拜谒，请何曾等人在司马昭面前为自己力争，可见司马炎为争夺储位煞费苦心。

司马昭晚年在立谁为世子的问题上一直犹豫不决，左右为难，直到司马昭心腹何曾、裴秀等人反复劝说，一致声称“中抚军(司马炎)聪明神武，有超世之才，发委地，手过膝，此非人臣之相也。”其世子的地位才最终确定下来。司马家族向来标榜“以名教治天下”，敦亲睦族、孝顺父母、兄友弟恭是其门风，但由于司马炎兄弟争夺嗣子如此激烈，司马昭与妻王氏皆忧虑自己一旦身殁，炎、攸兄弟会手足相残，重演“豆箕相煎”的故事。故于去世之前反复叮咛司马炎要善待胞弟司马攸，《晋书》卷38《齐王攸传》较为翔实地记载了此事：

及帝(司马昭)寝疾，虑攸不安，为武帝叙汉淮南王、魏陈思故事而泣。临崩，执攸手以授帝。先是太后(王元姬)有疾，既瘳，帝与攸奉觞上寿，攸以太后前疾危笃，因歔欷流涕，帝有愧焉。攸尝侍帝疾，恒有忧戚之容，时人以此称叹之。及太后临崩，亦流涕谓帝曰：“桃符性急，而汝为兄不慈，我若遂不起，恐必不能相容。以是属汝，勿忘我言。”

在西晋以孝治天下的风尚浸润下，父母的临终遗言，司马炎当然不能置若罔闻，武帝即位之后，即封司马攸为“齐王，时朝廷草创，而攸总统军事，抚宁内外。……迁骠骑将军，开府辟召，礼同三司。”在武帝与司马攸君臣名分已定的情况下，齐王攸已暂时不会对兄长的皇位构成威胁，所以西晋开国之初，武帝对齐王攸在一定程度上仍然予以重用，以显示其孝友之德行, 故兄弟两人一度和衷共济。但往事的记忆并不会就此消失。武帝多年来与其弟司马攸争夺世子之位而产生的嫌隙，难免不使他耿耿于怀，成为一个挥之不去的心结。武帝即位之后，为了进一步巩固皇权，防患于未然，必然要采取强干弱枝的措施，以防止皇位继承权落于宗室旁支之手。由于齐王攸拥有很高的人望，被众多的朝臣视为武帝身后最合适的皇位继承者，所以武帝对齐王攸始终都有戒备防范之心。为了彻底杜绝齐王攸觊觎皇位以及朝臣拥戴他作为武帝的继承人之可能性，武帝早建储、早定国本未尝不是其防微杜渐、确保司马氏皇位在武帝一房永久传承的重大国策。所以武帝于泰始三年丁卯立司马衷为太子的这项措施针对性极其明确，诏曰：

朕以不德，托于四海之上，兢兢祗畏，惧无以康济寓内，思与天下式明王度，正本清源，于置胤树嫡，非所先务。又近世每建太子,宽宥施惠之事，间不获已，顺从王公卿士之议耳。方今世运垂平。将陈之以德意，示之以好恶，使百姓蠲多幸之虑，笃忠始之行，曲惠小仁，故无取焉。咸使知闻。

诏书中“置胤树嫡”一语就是要强化司马炎一房的传承地位，它明确告知天下士民与司马氏宗室，帝室的正统地位只能出自武帝一房，非武帝系的宗室旁支只能屏藩帝室，而不得承袭大位。另外一句“又近世每建太子，宽宥施惠之事，间不获已，顺从王公卿士之议耳”，颇有玩味的余地，所谓“宽宥”指的是当年文帝司马昭几乎放弃嫡长子继承制度，而代之以偏爱的司马攸。武帝在此委婉地批评了自己的父亲。“顺从王公卿士之议”一语可能是指武帝立司马衷为太子并非所有的朝臣都赞成，但武帝已不能再等待，必须以众臣都拥戴立太子的名义，顺水推舟，立即作出决断。正如安田二郎所指出，武帝急切地立司马衷为太子，便是为了阻断人们对于齐王攸可能继位的猜测。

朱子彦 著《中国朋党史》

东方出版中心 2021年出版

晋武帝子嗣甚多，共有二十六男，其中不乏智商较高者，为何偏要立司马衷为太子？难道他不知司马衷智力有缺陷？唐修《晋书》的史臣在对晋惠帝的评价中说：“古者败国亡身，分镳共轸，不有乱常，则多庸暗。岂明神丧其精魄，武皇不知其子也！”唐代史官们认为，是晋武帝司马炎不了解自己的儿子，才导致了惠帝登基、西晋短祚的悲剧。但晋武帝毕竟是西晋开国之君，并非昏庸之主。所谓知子莫如父，以武帝之雄才，岂能不知司马衷驽钝愚鲁，难以继承大统。对惠帝的智力，最早发现并表示忧虑的正是晋武帝本人。武帝之所以不肯更易太子，并非是感情用事，而是有诸多方面的原因：

立嫡长而不立庶幼是中国古代自西周以降就确立的王(皇)位继承制度，凡为帝王者皆不敢轻易变更。从历史上看，一旦废长立幼，废嫡立庶，就极易造成动乱，甚至是家破国亡。曹操立储之时，曾经在曹丕与曹植之间犹豫不决，徘徊再三，后操“屏除左右问(贾)诩。诩嘿然不对。太祖曰：‘与卿言而不答，何也？’诩曰：‘属适有所思，故不即对耳。’太祖曰：‘何思？’诩曰：‘思袁本初、刘景升父子也。’太祖大笑，于是太子遂定。”尽管曹操最终立曹丕为嗣，但曹操刚去世，魏国局势立刻发生动荡。曹彰从长安赶回洛阳，他对曹植说：“先王召我者，欲立汝也。”又带着兵马问贾逵：“先王玺绶何在？”幸亏贾逵机智应对：“太子在邺，国有储副，先王玺绶，非君侯所宜问也。”才化险为夷，避免了曹氏兄弟的骨肉相残。

曹魏之事，离晋不远，晋武帝当然记忆犹新，何况他自己也有与魏文帝曹丕相似的经历。作为司马昭嫡长子的司马炎本该无可争议地成为嗣子，但其弟司马攸竟然与己争夺储位，致使武帝世子地位久悬不决，皇位险些旁落。殷鉴不远武帝认为此类事件不应再次发生在自己的子嗣身上。尽管司马衷智商不高，但他是皇后所生，在名分上完全凌驾于其他庶出的皇子之上。当然，对于司马衷的智商问题，武帝也不是没有担忧，他曾多次考虑更换太子。史载：“帝以皇太子不堪奉大统，密以语后。”但是在“母以子为贵”的封建时代，更换太子关乎到杨皇后及其家族地位，故司马炎的想法刚一说出就遭到武元杨皇后的强烈反对，杨皇后曰：“立嫡以长不以贤，岂可动乎？”武元杨后之言虽然是为太子司马衷申辩，但“立嫡以长不以贤”确实合乎古法，常为历代帝王所遵循，司马炎很难驳斥，何况武帝在这一问题上感同身受，有过切肤之痛的往事。

武帝子嗣虽多，但嫡子只有司马轨、司马衷、司马柬三人。司马轨早夭，司马衷智力驽钝，司马柬却“沈敏有识量”。有一次，晋武帝亲临宣武场，让司马柬整理核查三十六军的士兵名册，司马柬竟然一眼就检校出名册中的脱漏谬误，晋武帝甚“异之”，之后对他特别重视。“泰始六年，封柬汝南王。咸宁初，徙封南阳王，拜左将军、领右军将军、散骑常侍。”由于司马柬沉稳聪慧，有胆识器量，故深得武帝欢心，“于诸子中尤见宠爱”。太康年间，司马柬“甚贵宠，为天下所属目。”武帝可能有过易储的打算，以司马柬来取代司马衷的太子之位。但最终却封司马柬为秦王，命其出镇关中。柬本传曰：“太康十年，徙封于秦，邑八万户。于时诸王封中土者皆五万户，以柬与太子同产，故特加之。转镇西将军、西戎校尉、假节，与楚、淮南王俱之国。”

武帝为何会改变主意呢？由于史料缺乏，我们已很难了解其中的隐情。但根据武帝一贯秉持立嫡长的准则，仍可以作些推测。武帝很有可能考虑到司马柬虽为嫡子，却非长子，如果立司马柬为储君，就是废长立幼。如此一来，自己当年和司马攸争夺储位并最终获胜就缺乏正当性，而且也失去强迫司马攸离京之藩的理论依据。而继续保留司马衷的太子地位，除了可以避免“废长立少，违礼不祥。”还暗含一层用意，即告诫众多的庶幼皇子，晋室之统绪必须按嫡长传承，庶幼子切不可有继承大位的异心。为了进一步强调嫡庶有别，武帝于泰始十年(274)，特地下诏曰：“嫡庶之别，所以辨上下，明贵贱。而近世以来，多皆内宠，登妃后之职，乱尊卑之序。自今以后，皆不得登用妾媵以为嫡正。”这就以皇帝诏书的形式规定了不许非嫡庶之子争位，同时也排除了齐王攸继嗣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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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原因之外，武帝不废太子可能还有思念发妻武元皇后杨艳的用意。武元皇后生前百般呵护司马衷，但她体弱多病，担忧自己一旦离世，司马衷的太子地位就会不稳。史载：“及后有疾，见帝素幸胡夫人，恐后立之，虑太子不安。”杨艳知道晋武帝素来宠幸胡芳，其担心胡芳在她死后若被立为皇后，司马衷的储君之位恐难保无虞。为此，武元后煞费苦心，她巧妙地安排其堂妹杨芷入宫，使其成为继后，以保护司马衷。杨艳病重时，头枕着晋武帝的膝盖，悲伤地说：“叔父杨骏女男胤有德色，愿陛下以备六宫。”所谓“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亡，其言也善。”武帝为人颇重情感，与武元后伉俪情深，故不忍拒绝她的临终嘱托，史载，“帝流涕许之。”以后，武帝每欲废太子时，想起武元后的临终遗言，也就打消了废储的念头。

二、围绕选太子妃而展开的党争

晋武帝既然不打算易储，就想寻觅一位品貌俱佳的子妇，也就是太子妃。一旦如愿，她既可助太子料理东宫之事，又可弥补太子智力上的不足。所以择选太子妃就成了武帝泰始年间的一件大事。太子妃的择选范畴在武帝朝的功臣之中，可以作为太子妃的主要人选有二人，一是司空卫瓘之女，二是太尉贾充之女。二女孰优孰劣，时人早有品评。武帝原本属意的是卫瓘之女，但武元后坚决主张立贾充女为妃。武帝对武元后说：

卫公女有五可，贾公女有五不可。卫家种贤而多子，美而长白；贾家种妒而少子，丑而短黑。

武帝从五可五不可的角度对卫瓘女和贾充女作了云泥之别的评价，但令人惊讶不解的是武帝最终却放弃了与卫氏联姻，而以贾南风为太子妃。“丑而短黑”的贾南风之所以被选为太子妃，除了得到宫中武元皇后的支持外，朝中以荀勖、冯紞为代表的士族集团也极力促成。太子妃一事的定谳可谓是内外呼应，上下其手，是后宫、朝廷内外势力相互勾结的结果。为了能使贾充女当太子妃，荀勖、冯紞等人密谋策划，在贾充即将出镇关陇之时，极力劝谏武帝与贾氏联姻：

(贾)充将镇关右也，(荀)勖谓冯紞曰：“贾公远放，吾等失势。太子婚尚未定，若使充女得为妃，则不留而自停矣。”勖与紞伺帝间并称“充女才色绝世，若纳东宫，必能辅佐君子，有《关雎》后妃之德。”遂成婚。当时甚为正直者所疾，而获佞媚之讥焉。

“佞媚”之臣荀勖与冯紞劝武帝纳贾充女为太子妃，其背后有着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纳卫氏女还是贾氏女为太子妃并非仅仅是谁与皇家联姻，而是与武帝朝的党争紧密相关。党争的一方以贾充为首，西晋的朝廷大权主要由他们掌控。这一派可以称之为“贾党”。《资治通鉴》卷79曰：“侍中、尚书令、车骑将军贾充，自文帝时宠任用事。帝之为太子，充颇有力，故益有宠于帝。充为人巧谄，与太尉、行太子太傅荀顗、侍中、中书监荀勖、越骑校尉安平冯紞相为党友，朝野恶之。”与贾充亲近者，除了荀勖、荀顗、冯紞之外，还有“杨珧、王恂、华廙等(贾)充所亲敬，于是朋党纷然。”另一派则由任恺为核心，“而庾纯、张华、温颙、向秀、和峤之徒，皆与恺善。”同时他们还得到了裴楷、李憙诸人的配合。裴楷对贾充十分痛恨，“帝问侍中裴楷以方今得失，对曰：‘陛下受命，四海承风，所以未比德于尧、舜者，但以贾充之徒尚在朝耳。宜引天下贤人，与弘政道，不宜示人以私。’”任恺字元褒，其父任昊曾任曹魏的太常，而他则尚魏明帝女，累迁中书侍郎。西晋建立，任恺任侍中，出入宫廷、应对顾问，“(武)帝器而昵之，政事多咨焉。”“侍中任恺、中书令庾纯刚直守正，”对“无公方之操，不能正身率下，专以谄媚取容”的贾充等人“咸共疾之。”故贾、任两党在朝中势如水火，在很多事情上都处在对立状态。

贾、任两党之争的核心是争夺中枢决策权。起初，任恺想把贾充排挤出朝廷中枢，贾充岂肯示弱，他在武帝面前进言，力劝武帝以任恺为太子少傅，从而剥夺其任职中枢的侍中之职。《晋书》卷45《任恺传》载：“恺恶贾充之为人也，不欲令久执朝政，每裁抑焉。充病之，不知所为。后承间言恺忠贞局正，宜在东宫，使护太子。帝从之，以为太子少傅，而侍中如故，充计划不行。”这一回合的较量以贾充失败而告终。接下来，任恺便予以反击。

泰始六年(270)，鲜卑族秃发树机能在凉州反晋，名将胡烈、石鉴前往镇压，均失利。翌年，树机能又击杀凉州刺史牵弘。由于“秦凉二境，比年屡败，胡虏纵暴，百姓荼毒。”“帝以为忧，”任恺便乘机进言：“宜得威望重臣有智略者以镇抚之。帝曰：‘谁可者？’恺因荐贾充，(庾)纯亦称之。”在庾纯支持下，司马炎任命贾充加都督秦、凉二州诸军事，出镇长安。下诏曰：“侍中、守尚书令、车骑将军贾充，雅量弘高，达见明远，武有折冲之威，文怀经国之虑，信结人心，名震域外。使权统方任，绥静西夏，则吾无西顾之念，而远近获安矣。”贾充没有想到任恺会来这一手，“充既外出，自以为失职，深衔任恺，计无所从。”贾充虽然深恨任恺，但一时之间也想不出应对之策，只得求计于荀勖。在贾充将出镇之时，“公卿饯于夕阳亭，充问计于荀勖，勖曰：‘公为宰相，乃为一夫所制，不亦鄙乎，然是行也，辞之实难，独有结婚太子，可不辞而自留矣。’”荀勖之策，就是要贾充想方设法同武帝联姻，唯有如此，才能继续留在朝廷。此时，武帝正欲聘卫瓘之女为太子妃，卫瓘与任恺同为一党，如此事成功，必然可以增强任党的权势。

朱子彦 著《走下圣坛的诸葛亮:三国史新论》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年出版

由于婚姻已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故贾充对荀勖之策心领神会。但贾充考虑到自己身为朝廷大臣，出入宫廷不便，于是他就派妻郭槐去贿赂武元皇后的左右。诸多史料都记载了贾充及其妻郭氏与充党荀勖、荀顗、冯紞等人在朝廷与后宫密谋策划进行此事：

初，贾充妻郭氏使赂(杨)后，求以女为太子妃。及议太子婚，帝欲娶卫瓘女。然后盛称贾后有淑德，又密使太子太傅荀顗进言，上乃听之。

武元杨皇后为保住司马衷的太子位，也有意让太子与贾充女联姻，以争取实力派贾充等人的支持。郭槐“使后说帝，求纳己女。”“元后纳贾、郭亲党之说，欲婚贾氏。”遂向武帝反复劝说，武帝起初不允，但“元后固请，”经不起武元后不断地吹枕边风，武帝开始动摇，为了配合武元后，荀勖等人也不断向武帝进言。史载，荀勖“俄而侍宴，论太子婚姻事，勖因言充女才质令淑，宜配储宫。而杨皇后及荀顗亦并称之。帝纳其言。”明明贾南风“丑而短黑”，“荒淫放恣”，但“荀顗、荀勖、冯紞皆称充女绝美，且有才德，帝遂从之。”可见，这一婚姻是武元后与贾充及其党与合力促成的。这样，太子获得了贾充的支持，地位更加稳固；贾充有了外戚的身份，地位也更加显赫，双方相互利用，各取所需。贾充本来已准备离开京师，率军前往关中，恰好其时“京师大雪，平地二尺，军不得发，既尔皇储当婚，遂不西行。”于是，武帝“留充复居旧任。”让他仍在京师供职，任恺将贾充逐出中枢之计遂成泡影。

除了荀勖与冯紞支持贾充与武帝联姻，荀顗也吹嘘贾充女“姿德淑茂”。荀顗虽有才能，但缺少公忠亮直、激浊扬清的士人气节，本传说他“久管机密，有才思，探得人主微旨，不犯颜忤争，故得始终全其宠禄。”他见贾充、荀勖权势日盛，遂阿谀奉承，唯二人马首是瞻。史载，“(荀)顗明三礼，知朝廷大仪，而无质直之操，唯阿意苟合于荀勖、贾充之间。初，皇太子将纳妃，顗上言贾充女姿德淑茂，可以参选，以此获讥于世。”其实，聘太子妃并不属于国事，而属于武帝的家事，那么为何荀勖、荀顗在武帝的家事上能从容置喙，并为武帝所采纳？这是因为颍川荀氏与河内司马氏渊源颇深。早在曹操时期，两族就成为世交。司马懿的发迹，与荀彧的举荐大有关系。懿虽有雄才，但其早年，齿少名微，尚未崭露头角，正是在荀彧的大力推荐下，司马懿才得以成为曹操霸府的重要谋臣。司马懿掌握权力之后，投桃报李，大力拔擢荀氏子弟。魏晋禅代之际，荀勖、荀顗皆成为司马氏心腹，西晋王朝的佐命元勋，他们不仅在魏晋易代鼎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作为司马氏的通家之好，对其“家事”也拥有发言权。

在西晋的中枢决策圈中，冯紞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人物。他并不在西晋初年列入配飨名单的十二功臣之内，却深得武帝宠信。冯紞祖父冯浮，为曹魏司隶校尉，父亲冯员，为曹魏汲郡太守。冯紞年轻时博览经史典籍，有才学而擅于辩论。曾任魏郡太守、步兵校尉和越骑校尉。魏晋易代之后，升任左卫将军。紞本传说他“承颜悦色，宠爱日隆。”可见他不是以建立功业厕身于西晋朝廷，而是通过察言观色来取悦于人主。司马炎对冯紞极为信任，几乎言听计从。冯紞与贾充、荀勖等人结为一党后，就不遗余力地为贾充出力，“充女之为皇太子妃，紞有力焉。”尽管史书记载只有寥寥数语，但我们却可以作进一步推测，由于冯紞任侍中，是武帝的近臣，又能言善辩，所以在助贾充与武帝联姻之事上，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使武帝彻底改变了对贾氏女的看法，而立她为太子妃。

武帝虽然决定与贾充联姻，但充妻郭槐有二女，长女贾南风其貌不扬，次女贾午“光丽艳逸，端美绝伦。”故武帝起初欲立贾午为太子妃，但贾午其时尚幼。史载，“始欲聘后妹午，午年十二，小太子一岁，短小未胜衣。更娶南风，时年十五，大太子二岁。泰始八年二月辛卯，册拜太子妃。”

武帝之所以放弃与卫氏联姻，除了武元后、二荀、冯紞从中阻扰、极力反对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即卫瓘主张更换太子，与武帝的宗旨发生牴牾。由于司马衷智力驽钝，不少朝臣担心，太子即位后“不能亲政事，”故希望武帝更易储君。但兹事体大，众臣皆恐触怒武帝，都不敢贸然进谏。卫瓘虽领太子少傅，但其生性耿直，他觉得太子难以承担社稷重任，故不顾个人得失，数次欲向武帝建言，但欲言又止。在一次宴会上，卫瓘以假托自己醉酒，手抚“帝床”来表示“可惜”。史载：

惠帝之为太子也，朝臣咸谓纯质，不能亲政事。瓘每欲陈启废之，而未敢发。后会宴陵云台，瓘托醉，因跪帝床前曰：“臣欲有所启。”帝曰：“公所言何耶？”瓘欲言而止者三，因以手抚床曰：“此座可惜！”帝意乃悟，因谬曰：“公真大醉耶？”瓘于此不复有言。贾后由是怨瓘。

此事虽然不知是发生在太子娶妃之前还是之后，但从卫瓘“每欲陈启废之”来看，这不是他的一时冲动，而是其一贯的看法，只是酒后吐真言而已。卫瓘足智多谋，昔日曾助司马昭平定邓艾、钟会之乱，于司马氏代魏建晋多有勋劳，为西晋立国的主要功臣之一。司马炎当初之所以要与卫氏联姻，乃是冀图借重卫瓘在朝中的威望，期望他能够尽心竭力辅佐智商偏低的幼主。孰料，卫瓘不仅不能领悟武帝的良苦用心，反而要武帝废储，这使武帝深感失望。

卫瓘虽然从此不再提废太子之事，但他与武帝君臣之间有了很深的裂痕，故武帝不愿再同卫氏联姻。卫瓘子卫宣原本已尚武帝女繁昌公主，武帝此时也轻信杨骏之谗言，以卫宣“数有酒色之过，……夺宣公主。”强迫繁昌公主与卫宣离婚。卫瓘闻之又惊又怕，于是“告老逊位”。武帝亦不再挽留，同意其致仕。但善察上意的有司却不放过卫瓘父子，“有司又奏收(卫)宣付廷尉，免(卫)瓘位，诏不许，帝后知黄门虚构，欲还复主，而宣疾亡。”武帝时期，卫瓘虽然保全了性命，但惠帝时，却被贾南风所杀。杜预认为卫瓘肇祸之由是因其杀害了邓艾，“初，杜预闻瓘杀邓艾，言于众曰：‘伯玉其不免乎！身为名士，位居总帅，既无德音，又不御下以正，是小人而乘君子之器，当何以堪其责乎？’瓘闻之，不俟驾而谢。终如预言。”杜预此言其实并未道出卫瓘遇害的真正原因。其罹难的根本原因是他曾建议武帝废储，这不仅触怒了武帝，而且遭到了贾充父女，特别是贾南风的嫉恨，故贾后一朝掌权，就捏造罪名将其诛杀。

三、晋惠帝是白痴吗

司马衷十三岁行冠礼，十四岁大婚，十七岁开始出居东宫，正式承担其作为储君的政治责任。但随着他与外廷大臣的频繁接触，武帝与朝臣们越来越感到太子的智商有问题，对其日后能否治理国家产生了不少疑问。有关太子弱智和朝臣们的担心，在《晋书》中有多处记载：

时帝素知太子暗弱，恐后乱国，遣(荀)勖及和峤往观之。勖还盛称太子之德，而峤云太子如初。”

帝常疑太子不慧，且朝臣和峤等多以为言，故欲试之。

帝之为太子也，朝廷咸知不堪政事，武帝亦疑焉。

及帝晚年，诸子并弱，而太子不令，朝臣内外，皆属意于攸。

(荀)勖以太子愚劣，恐攸得立，有害于己。

和峤见太子不令，因侍坐曰：“皇太子有淳古之风，而季世多伪，恐不了陛下家事。”帝默然不答。……在御坐言及社稷，未尝不以储君为忧。

面对越来越多的朝臣们的担忧，司马炎虽然“默然不答”，但內心也十分焦虑。毕竟太子的智商问题事关社稷安危，作为一国之君的武帝也不得不正视现实。为了堵住群臣的悠悠之口，也为了解除自己内心的困惑和忧虑，司马炎先后二次对太子进行了考察。

第一次，晋武帝上朝，荀顗、荀勖、和峤等大臣侍坐在一旁，武帝对他们说：“太子近入朝，差长进，卿可俱诣之，粗及世事。”言下之意是太子虽然不太聪明，但最近刚入朝，看来进步尚不明显，你们可以去对太子作些指导，让他懂得一些治国之道。荀顗、荀勖懂得武帝派他们去见太子的用意，所以“奉诏而还。顗、勖并称太子明识弘雅，诚如明诏。”“明识弘雅”四字是对太子极高的评价，即使武帝本人的资质也不过如此，可见二荀此语明显是取媚武帝的面谀之词。和峤耿直，见太子后，回来对武帝言：“圣质如初耳！”所谓“如初”，是和峤评价太子资质时，使用的较为温和的词语，意即太子还是当初的那个样子，没有大的长进。武帝听了当然不高兴，史载，“帝不悦而起。峤退居，恒怀慨叹，知不见用，犹不能已。在御坐言及社稷，未尝不以储君为忧。帝知其言忠，每不酬和。后与峤语，不及来事。或以告贾妃，妃衔之。”

既然太子不堪为社稷之主，武帝一时也拿不定主意，所以他一直在废立储君之事上犹豫彷徨。武帝派荀顗、和峤等人考察太子，但众臣莫衷一是，未有定论，故武帝只得变易形式，采用考试的方法来测试太子的智商。史载：

帝常疑太子不慧，且朝臣和峤等多以为言，故欲试之。尽召东宫大小官属，为设宴会，而密封疑事，使太子决之，停信待反。

武帝将东宫大小官属都招至皇宫内宴饮赐酒，然后密封有关朝廷“疑事”的若干文件，派人送给太子裁决。武帝此举是要太子在没有东宫官员帮助的情况下来考察他处理政务的能力，为了不给太子答诏太多的时间，武帝限时限刻，并派使臣坐等太子的答诏。贾南风害怕暴露太子的真实状况，故非常恐慌，遂请人捉刀代笔，代太子答诏。代答之人在答诏时多旁征博引，援引古义。给使张泓对贾妃说：“太子不学，而答诏引义，必责作草主，更益谴负。不如直以意对。”贾妃觉得张泓言之有理，遂对张泓说：“便为我好答，富贵与汝共之。”张泓素来有些小才，拟好草稿，让太子自己抄写。武帝看过答诏，十分高兴。又拿给太子少傅卫瓘看，其意是太子并非如你所说的那样不堪，卫瓘非常不安，面露惭色，“众人乃知(卫)瓘先有毁言，殿上皆称万岁。”此事过后，贾充秘密派人告之贾妃：“卫瓘老奴，几破汝家。”联系到卫瓘之女当初与己争夺太子妃之事，加之卫瓘又屡屡对太子“有毁言”，贾妃对卫瓘恨之入骨。

武帝对太子的二次考察都未了解到真实的情况，个中原因是贾充在朝中有强大的势力，宫廷内外都有他的党羽，加之太子妃贾南风十分狡黠，她运用移花接木、偷梁换柱之计，蒙骗了武帝。但是我们如果对此事仔细分析，仍然可以看出，武帝并非是昏主，从他对荀顗等人说：“太子近入朝，差长进，卿可俱诣之，粗及世事”之言，就可以知道，武帝对太子的了解并非凭空而来，应该说是太子入朝时，武帝与太子父子二人直接交流而得出的印象，而不是仅以他人之言为媒介的间接印象。假如太子是个显而易见的低能，就很难设想武帝会相信这些作假的方法以及荀顗、荀勖的谄媚之辞。那么，司马衷的智力究竟如何？笔者认为有必要作一番检讨。

朱子彦 著《司马懿传》

人民出版社 2020年出版

后世之人认为晋惠帝是“白痴”的主要依据是这样一段史料记载：

帝尝在华林园，闻虾蟆声，谓左右曰：“此鸣者为官乎，私乎？”或对曰：“在官地为官，在私地为私。”及天下荒乱，百姓饿死，帝曰：“何不食肉糜？”其蒙蔽皆此类也。

惠帝问左右，虾蟆叫是“为官”还是“为私”？确实有些滑稽可笑，但至少惠帝对“官”“私”还是分得清的。至于他为何要以虾蟆叫声来区分官、私，抑或其虽已成年，但童心未泯，将虾蟆拟人化了。惠帝在天下发生灾荒时说：“何不食肉糜？”虽然可笑至极，但也是话出有因，不能完全视作痴语，而应作些具体分析。惠帝出生之日，已是三国末年，天下将要统一，司马氏祖孙三代打下的江山，到了司马衷手中，他已完全坐享其成。惠帝自幼生长于深宫之中，育于宫人、宦官之手，缺少生活知识。加之父皇、母后对其极为宠溺，生活上呼奴使婢，锦衣玉食，饫甘餍肥。其九岁时立为皇太子，从未走出宫庭，又未进入仕途，在宦海中历练，故对民间疾苦、百姓生活的艰辛可谓一无所知。正因为如此，他才会在“百姓饿死”时，有“何不食肉糜”之语。

吕思勉先生通博廿四史，他指出历史上并非仅晋惠帝一人有“何不食肉糜？”之语。诚之先生曰：“《金史·世宗纪》：‘辽主闻民间乏食，谓何不食干腊？’此语与晋惠帝之‘何不食肉糜’可谓无独有偶。金人于天祚未必造此语以诬之，则惠帝此语亦未必无也。人君所处之境，与恒人绝殊，故其人之见解亦不可以恒理测度，有衡以寻常。”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以为恐怕不能仅凭这段史料就简单粗暴地将惠帝定性为白痴。何谓白痴？是需要在医学上进行定性的。白痴是一种精神发育重度不全的病，患者智力低下，动作迟钝，语言功能不健全，严重的甚至生活不能自理。白痴(Idiot)一词系源自希腊字的Idiotos，意指无法在公共生活上承担责任的人。白痴一词系一百多年前由英国医师兰登·道恩(Langdon Down)所创用。当时白痴一词并没有很强烈的负面意义，是可以接受的医学与心理学名词，用以描述智力功能极低的儿童。尽管近三、四十年来，智能障碍之定义，迭有新解，但仍常以白痴一词指称教育界、心理学界、医学界与社会学界所谓重度与极重度智能障碍者。智力落后或智能障碍是一种疾病，它指的是人在胚胎期或出生以后，由于各种原因造成中枢神经系统发育障碍，而在临床上泛指智力发育过程中没有达到正常水平。世界各国学者使用不同术语来描述智力落后，如先天性愚蠢、先天痴呆、智力缺陷、智力不足、智力障碍、智力发育不全、精神发育不全、精神幼稚症等。白痴则是最严重的智力缺陷，智商低于25以下。一般均伴有身体畸形，如变态的小头、大而凸起的头盖骨、眼斜、宽而粗短的手、大头小身等。其中，有的终年瘫痪，神志不清，处于昏睡状态；有的行动困难，手脚不灵，生活不能自理。他们只有简单的感觉，能发出某些音节，不能说话，对周围事物缺乏理解，情绪反应原始，有时会发出喊叫，基本上是迷迷糊糊、浑浑噩噩，无治疗和训练的可能，属于监护的对象。

通览《晋书·惠帝纪》及有关列传的记载，可以看出，惠帝绝非是白痴，其身体及精神基本上属于正常。而且惠帝能读书、写字，还能对某些政治问题提出见解，都证明他绝非是白痴。以下我们将以具体史实予以辨析：

武帝“密封疑事，使太子决之”一事，虽然由给使张泓捉刀代笔，代太子起草答诏，但张泓的答诏仍然由太子亲自手书誊抄后，再呈送给武帝。这就说明，惠帝虽然不能撰写文章，但具备阅读与书写能力，而这种能力绝非一个白痴所具备。而且惠帝阅读和书写能力在史书中屡见不鲜。惠帝即位后，其发布的诏书常由他人草诏，而由惠帝亲自手书。如武帝死后，“或告(汝南王)亮欲举兵讨(杨)骏者，骏大惧，白太后，令(惠)帝为手诏与石鉴、张邵，使帅陵兵讨亮。”“凡有诏命，(惠)帝省讫，入呈太后，然后行之。”“及太宰亮、卫瓘等表(东安公)繇徙带方，夺楚王玮中候，(贾)后知玮怨之，乃使(惠)帝作密诏令玮诛瓘、亮，以报宿撼。”从上引史料可知，这类诏书皆由他人起草，而由惠帝亲自手书。而诏书内容皆并非惠帝之本意，他或秉承太后(杨芷)之意，或听从贾后之言，总之是受制于人。但无论如何，诏书为惠帝手书是毋庸置疑的。

惠帝虽然智商略低，但遇事后表现出来的喜怒哀乐等个人情感与常人并无二致。如太安元年(302)，齐王司马冏兵败被囚。“(司马)乂擒冏至殿前，帝恻然，欲活之。”最为典型之例是永兴元年(304)，东海王司马越挟持惠帝攻打邺城，结果石超打败司马越，俘获惠帝。在此危难时刻，侍中稽绍不顾个人安危，挺身保卫晋惠帝，乱兵欲杀之，惠帝出面求情，但无济于事，稽绍最终被害。《资治通鉴》卷85，“晋惠帝永兴元年”条载：“石超军奄至，乘舆败绩于荡阴，帝伤颊中三矢，百官侍御皆散。嵇绍朝服下马登辇，以身卫帝，兵人引绍于辕中斫之。帝曰：‘忠臣也，勿杀！’对曰：‘奉太弟令，惟不犯陛下一人耳！’遂杀绍。血溅帝衣。”作为与司马氏有杀父之仇的稽康之子稽绍，为了报答晋武帝的知遇之恩，竟然在关键时刻舍命保护晋惠帝。晋惠帝看到稽绍为他而死，且“血溅帝衣”时，十分感动，当“左右欲浣帝衣。帝曰：‘嵇侍中血，勿浣也！’”意思是说，我衣服上面是忠臣嵇绍的血，你们不能洗去。司马衷用这样的方式，对敌人的残忍行径表示了抗议，对嵇绍的赤胆忠心与慷慨赴死表示了自己的悲伤与哀思。这那里是个精神不正常的智障人的所作所为，故胡三省于此加注曰：“孰谓帝为戆愚哉？”吕思勉先生也认为此话“绝不类痴呆人语。”甚至以为“史之所传，绝不足信也。”

其实，惠帝在诸多场合下的表现与常人并没有太大的区别，有时，甚至有机智的应对。这里，我们可以对一些零星的史料进行分析：永兴元年(304)，惠帝“至温，将谒陵，帝丧履，纳从者之履，下拜流涕，左右皆歔欷。”惠帝不忘祖宗创业之艰难，去河南温县，拜谒祖陵时，“下拜流涕。”这是他在祭祖时，怀念先祖司马懿功业时的真实情感的流露。西晋佐命功臣、开国八公之一的陈骞于“元康二年薨，年八十一。……及葬，(惠)帝于大司马门临丧，望柩流涕。礼依大司马石苞故事。”惠帝在陈骞殡葬时“望柩流涕”是有其缘由的。其因是陈骞在与晋武帝交谈时态度倨傲，唯独对皇太子司马衷十分恭敬。史称：“骞素无謇谔之风，然与帝语傲；及见皇太子加敬，时人以为谄。”司马衷当然心存感激，故于陈骞下葬时，亲自临丧，对其灵柩痛哭流涕，表达了自己对故老元勋的哀思。

光熙元年(306)“六月丙辰朔，(惠帝)至自长安，升旧殿，哀感流涕。谒于太庙。”这条史料是指惠帝在八王之乱时，为成都王司马颖等人所劫持，颠沛流离，饥寒交迫，苦不堪言，一旦返回长安，他自然是百感交集，故“升旧殿，哀感流涕。”此也是人之常情的表现。“及济河，张方帅骑三千、以阳燧青盖车奉迎。方拜谒，帝躬止之。”张方不过是河间王司马顒手下的一员将领，为何惠帝要降尊纡贵，在其拜谒时，惠帝要“躬止之。”这是因为张方骁勇善战，杀人如麻，十分凶悍。在攻克洛阳后，张方将长沙王司马乂烧死。荡阴之役后，纵兵大掠，挟持晋惠帝及司马颖前往长安。如惠帝对张方态度傲慢，就有可能遭致杀身之祸。可见，惠帝安抚张方是十分必要的，是其较为机智的表现。惠帝被张方劫至长安，“河间王(司马)颙帅官属步骑三万，迎于霸上。颙前拜谒，(惠)帝下车止之。”司马颙是拥兵自重、嚣张跋扈的宗王，又是张方的主公，故惠帝对其更加礼遇，这也是惠帝驭下的一种策略。

惠帝在位时，由于为贾后和权臣所挟制，往往身不由己，大多数事都作不了主，但他如果遭到暴力或羞辱，也会表现出强烈的愤怒，一旦权力由自己掌握，就会下诛杀之令。永宁元年(301)，赵王司马伦篡位，他派遣义阳王司马威及黄门郎骆休逼宫，在晋惠帝手中强夺御玺。司马伦失败后，晋惠帝反正，他对司马威逼宫一事十分痛恨，当有人为司马威求情时，惠帝愤怒地说：“‘阿皮捩吾指，夺吾玺绶，不可不杀。’阿皮，威小字也。”于是惠帝下令诛杀司马威，行使其生杀予夺之权。

上述诸例都充分表明晋惠帝所行之事，以及语言、思维都十分正常，并无异于常人的智障行为，更不像是一个智力有严重缺陷的白痴。当然，我们也不应高估惠帝的智力，否则，史书上也不会多次出现形容惠帝“戆愚”、“不慧”、“愚鲁”、“不令”、“愚劣”等字眼。从医学上来判断，愚鲁或愚笨是智力缺陷中最轻的一类。大致看来，惠帝的智商比常人略低，属于愚笨一类，愚笨之人在生活上基本能够自理。但要他从事学术或政治活动，就力不从心了，若再进一步让他当一国之君，治理庞大的帝国就完全不合格了。

其实，惠帝一类的帝王在历史上并不鲜见，例如蜀汉后主刘禅的智商就与惠帝十分相近，蜀汉灭亡后，刘禅从蜀中被迁徙至洛阳，在司马昭为其所设的宴会上，“旁人皆为之感怆，”而他却“喜笑自若。”甚至说出“此间乐，不思蜀”之语，成为千古笑柄。刘备是三国时期的雄霸之主，其生前并未察觉出“阿斗”竟如此不堪，否则也绝不会将千辛万苦打下的蜀汉江山交给他。司马炎虽为西晋开国之君，但在家事的处理上和天下的普通士民并无多大区别，他站在慈父的立场上来关爱儿子，对其包容、疼爱有加，即使司马衷患有智障症，为了政治的需要，也会尽量将其遮蔽或淡化。何况司马衷仅是愚笨而已，尚属孺子可教之列，武帝结合自己早年的亲身经历，同时为了平衡朝廷的各派势力，不让齐王攸有机可乘，故不愿更易太子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朱子彦 著《史海一粟》

文汇出版社 2018年出版

四、加强东宫权力与依恃皇孙

武帝既然不肯废储，就要加强东宫势力，为太子日后登基早作准备。武帝在选择辅佐太子的东宫官属上采取了强有力的措施，他一改曹魏后期东宫“制度废阙，官司不具，詹事、左右率、庶子、中舍人诸官并未置，二傅并摄众事”的状况，不仅配齐官属，而且极重人选。对于东宫主要官职的太子太傅、少傅，以及太子太保，“武帝后以储副体尊，遂命诸公为之，以本位重，故或行或领。时侍中任恺，武帝所亲敬，复使领之，盖一时之制也。咸宁元年，以给事黄门侍郎杨珧为詹事，掌宫事，二傅不复领官属。及杨珧为卫将军，领少傅，省詹事，遂崇广傅训，命太尉贾充领太保，司空齐王攸领太傅，所置吏属复如旧。……其后太尉汝南王亮、车骑将军杨骏、司空卫瓘、石鉴皆领傅保。”由此可见，西晋朝廷的元老重臣、宗亲近支和外戚，如荀顗、杨珧、齐王司马攸、汝南王司马亮、石鉴等相继出任太子太傅，任恺、李胤、山涛、卫瓘等皆曾担任过太子少傅，贾充、杨骏亦曾领太子太保。东宫的其它官属，如王衍、乐广、傅祗、郑默、郭奕、卢浮、华峤、卫恒、夏侯湛、李重、魏混、华谭、阮浑等人，也都是当时的清望之士或名臣之后，其中有许多人后来出任过西晋政权的显要之职。

武帝又特地征召名士皇甫谧为太子中庶子。咸宁初年，武帝下诏曰：“男子皇甫谧沈静履素，守学好古，与流俗异趣，其以谧为太子中庶子。”皇甫谧虽是隐逸之士，但其出身于东汉名门世族，学问广博，是魏晋时期著名的学者、医学家、史学家，在士林中享有盛誉。武帝欲使皇甫谧辅佐太子实是效仿吕后礼请商山四皓出山之故伎。虽然武帝征召为皇甫谧婉拒，但也可见武帝之良苦用心。朝廷重臣及名士到东宫任职，一方面说明东宫官属为清要之官，另一方面也可看出武帝为使“不慧”的惠帝日后能继承大统而作出煞费苦心的安排。晋武帝希望通过这种安排，使太子与元老重臣和新锐后进结成特殊的关系，以提高其声望，巩固其地位。

为了进一步加强太子的地位，武帝晚年对反对太子的任何势力都不能容忍，其打压平吴功臣张华即是典型一例。张华才能出众，在武帝平吴时期，谋谟于庙堂，多有奇策，是武帝朝后期最有才能的政治家。太康时，“华名重一世，众所推服，晋史及仪礼宪章并属于华，多所损益。当时诏诰皆所草定，声誉益盛，有台辅之望焉。而荀勖自以大族，恃帝恩深，憎疾之，每伺间隙，欲出华外镇。会帝问华：‘谁可托寄后事者？’对曰：‘明德至亲，莫如齐王攸。’”张华之意是太子即位后，可由齐王攸担任辅政大臣。史家悉知，汉魏晋的禅代方式，皆由辅政大臣来完成。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齐王攸一旦任辅政大臣，离登上九五之尊仅咫尺之遥。张华的回答使武帝大失所望，“乃出华为持节、都督幽州诸军事、领护乌桓校尉、安北将军。”张华被贬出朝廷，外放边镇，固然有荀勖等人嫉贤妒能，从中离间的因素，但关键是张华“忤旨”，欲以齐王攸辅政。武帝为了确保皇位在本房内传承，不断加强太子的政治势力，而齐王攸是太子继承帝位最大的潜在威胁，武帝对齐王攸自始至终严加防范。太康三年(283), 晋武帝下诏，令齐王攸之藩，而张华却对武帝说：“明德至亲，莫如齐王攸。”并要武帝将太子托付给齐王攸。张华不支持太子，而拥戴齐王攸，这是武帝不能容忍的，故将其逐出权力中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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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子彦 著《晋武帝传》

人民出版社 2023年出版

晋武帝明知司马衷不惠，却坚持不废太子，其中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就是司马衷虽然智商较低，但其子司马遹“幼而聪慧”，深得祖父司马炎的喜爱。《晋书》云：“愍怀聪颖，谅惟天挺。皇祖钟心，”“维尔少资岐嶷之质，荷先帝殊异之宠。”《晋书·武帝纪》史臣特别强调：“爰及(武帝)末年，知惠帝弗克负荷，然恃皇孙聪睿，故无废立之心。”晋武帝对皇孙司马遹寄予厚望，认为他能成为一代明君，而惠帝的统治只不过是个过渡期。惠帝虽然智力低下，但有朝臣的辅佐，再有皇太孙的继承，司马氏的皇位更迭应该没有问题。正如叶适所言：“惠之无慧，帝自知之，而终不决者，恃愍怀尔。”

司马遹究竟如何聪睿呢？愍怀太子本传记载，其五岁时，宫中曾经晚上失火，晋武帝登楼远望。司马遹拽着祖父晋武帝的衣襟到暗处，晋武帝问他原因，司马遹说：“夜晚仓卒之间，应该防范发生非常变故，不应让火光照见陛下。”晋武帝见他小小年纪，如此关心自己，不由暗暗称奇。司马遹曾经跟着晋武帝观看猪圈，对晋武帝说：“猪很肥，为何不杀掉来犒劳将士，却让它们在这里浪费粮食？”晋武帝认为他的主意很好，于是马上让人烹杀。并抚摸着司马遹的背，对廷尉傅祗说：“此儿当兴我家。”后来，晋武帝当着群臣称赞司马遹“似宣帝(司马懿)，于是令誉流于天下。”

晋武帝对司马遹特别喜欢还不仅仅是他比较“聪睿”,其中恐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兹不妨对此作进一步的探究。武帝子嗣虽多，但最受他关爱的是司马衷。由于司马轨早夭，司马衷就成为武帝的嫡长子，其九岁被立为太子。作为未来的皇位继承人，晋武帝对其进行了精心呵护和全方位的培养。不仅为他配备了由朝廷重臣和最有声望的名士组成的东宫僚属，而且在太子尚在幼年时就关心其生育问题。史载，“谢夫人名玖。家本贫贱，父以屠羊为业，玖清惠贞正而有淑姿，选入后庭为才人。惠帝在东宫，将纳妃。武帝虑太子尚幼，未知帷房之事，乃遣往东宫侍寝，由是得幸有身。”谢玖本是武帝后宫中的才人。武帝立司马衷为太子之后，不仅担忧他因智商驽钝，难以继承大统，甚至怀疑他“未知帷房之事，”故将自己的才人谢玖赐与太子司马衷，让她前“往东宫侍寝，由是得幸有身。”生下了皇孙司马遹。由此可见，太子生育之事是晋武帝一手安排操纵的。由于谢玖本是武帝才人，是武帝转赐给太子。故谢妃所生之子，与武帝似乎就有了二层关系。从表面上看与武帝是祖孙关系，但其中还隐含着父子之情。

颇为有趣的是惠帝并不知晓自己有司马遹这个儿子，还是由武帝吿之。据愍怀太子本传云：“司马遹幼而聪慧，武帝爱之，恒在左右。尝与诸皇子共戏殿上，惠帝来朝，执诸皇子手，次至太子，帝曰：‘是汝儿也。’惠帝乃止。”为何惠帝会不识其子呢？原来，谢才人奉武帝之命入东宫侍寝，但其境遇十分艰难。太子妃贾南风残暴狠毒，宫人一旦怀孕，被贾南风发现之后，她竟然以戟掷孕妾，孕妇母子皆死于非命，其状惨不忍睹。身怀六甲的谢玖十分惧怕，为了躲避贾南风的魔掌，保全自己与腹中的婴儿，她经晋武帝同意回到西宫。不久生下一子，取名司马遹。故司马遹长到三四岁时，惠帝还不知道自己有子。惠帝即位后，立司马遹为太子，史称愍怀太子。

因喜爱孙而立子为储君，在历史上并非仅晋武帝一人。明成祖朱棣对太子朱高炽一直不甚满意，故在立储之事上颇为犹豫。但朱高炽之子朱瞻基深得成祖喜爱。解缙对成祖说，陛下有“好圣孙”，即朱瞻基也。相面人袁珙也说皇长孙是“万岁天子。”成祖原本就钟爱皇长孙，于是不再迟疑，遂立高炽为太子。清代康熙朝后期，康熙诸子争夺储位十分激烈，雍正帝胤禛之所以在夺嫡之争中胜出，也是因康熙特别喜欢雍正之子弘历(即后来的乾隆帝)，才立他为太子。由此可见，《晋书·武帝纪》说武帝“知惠帝弗克负荷，然恃皇孙聪睿，故无废立之心”，所言并非虚诞，而是实情。

唐太宗李世民晚年对晋代历史颇感兴趣，他亲自撰写《武帝纪》的论赞，对晋武帝一生的功过是非作出了较为客观的评价，指出了武帝在治理天下时所犯的种种过失。李世民认为晋武帝晚年昏聩，失误颇多，如他“惑荀勖之奸谋，迷王浑之伪策，”以及“元海当除而不除，卒令扰乱区夏”等等。但重点还是突出武帝在太子废立上的重大失误，即“惠帝可废而不废，终使倾覆洪基。”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虽然李世民对武帝的批判不无道理，但其中也掺杂了他个人的经历与情感。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通过弑兄杀弟逼父而登上九五之尊，遭到世人极大的诟病。李世民晚年在立储问题上也陷入难以摆脱的困境。太子李承乾谋反被诛，魏王李泰争夺储位被废，最后立第九子晋王李治为嗣。他的这些做法都有悖于儒家立嫡立长的伦理。可见李世民对武帝“弃一子者忍之小，安社稷者孝之大”的指责虽有以史为鉴的功能，但在某种程度上也有为自己“废长立幼”辩护的动机。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西晋末年，社会矛盾及其尖锐，聪明神武及阅历丰富如武帝者尚不能应对自如，何况才智、资质与父相较不能以道里计的司马衷呢？由此可见，武帝立储与选太子妃均为致命失误，大错铸成，焉能不败？正如东晋史学家干宝所云：

民风国势，既已如此，虽以中庸之才、守文之主治之，犹惧致乱，况我惠帝以放荡之德临之哉！怀帝承乱得位，羁以强臣，愍帝奔播之后，徒守虚名。天下之势既去，非命世之雄才，不能复取之矣。

干宝此言乃中的之论，信矣哉！

原文发表于《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1期，点击文末“阅读原文”访问我刊官网，在线阅读全文。

排版：张鑫瑞

审核：傅   强

说明：为方便阅读，原文参考文献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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